（三）司法处遇层面
我国施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，尚未有独立的少年法出现，这就造成我国对未成年人“准犯罪行为”在司法惩戒上处于真空状态。鉴于新时代我国未成年人“准犯罪”的态势，对“准犯罪者”的司法处遇措施要加以革新，以作为最后教化手段，进而达到保护社会和保护少年的目的。
1.落实对未成年“准犯罪者”的社会调查制度
我国对此类社会调查制度仅存在于一些司法解释中，尚未实现立法化，实践中由于缺乏专职人员，调查报告内容简单，流于形式。但这种社会调查制度在少年司法制度成熟的国家已经是通行做法，而且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设立针对“准犯罪者”的专职调查官，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、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，将调查报告作为少年法庭等机构的审理参考，有助于惩戒的合理化，也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化保护。
首先需要设立专职的调查人员。现阶段我国对于犯罪行为的调查人员仅限于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和监察委员会四类工作人员，如果由上述四类人员兼职调查未成年人的“准犯罪行为”，不仅不会得到重视，还会加重上述四类机构的负担，使调查报告流于形式，无法起到参考作用。现阶段我国公务体制也处在改革之中，趁着这股改革浪潮，在地方街道、乡镇的公务人员中设立专职的调查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其次对未成年“准犯罪者”的调查内容要翔实细致。行为人的真实年龄、健康状况，是否有赌博吸毒等恶习，“准犯罪”前的一贯行为表现、悔罪态度、家庭背景、家庭成员间的关系、在校情况、居住环境等。
最后对未成年“准犯罪者”的社会调查要形成量化指标，引入评分机制，用于评判其“再犯”可能性和教化矫正的难易程度。
